安史之乱结束后，功臣待遇为何还不比叛军降将？-皇冠最新app版本

唐代宗广德元年正月（公元763年），如同一条丧家之犬的“大燕皇帝”史朝义，历经千辛万苦，耗费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才逃回老巢范阳，他打算在此地休养生息，以图与唐军再决一死战。然而，他的部下，范阳守将李怀仙早已经通过秘密渠道投降了唐朝。史朝义在范阳城下，叫门不应，只率领少量轻骑继续逃亡，打算逃往契丹境内。然而，他刚刚逃到半路，就被李怀仙的兵马给拦了下来。眼见无处可逃，史朝义只好找一棵歪脖子树自缢而死，祸乱大唐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此落下了帷幕。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名义上平定叛军后，大唐军队亟待休息，朝纲亟待整顿，生产亟待恢复。然而就在此时，乘安史叛乱之机而不断蚕食唐朝领土的吐蕃又向唐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攻陷兰、河等九州，尽取唐河西、陇右之地。更严重的是，当年十月，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羌、氐二十余万众，进犯唐都长安。代宗无法抵御，仓促出逃。吐蕃军队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俨然又建立起一个小朝廷。最后，依靠郭子仪的忠诚与智慧，赶走吐蕃军队，代宗才又回到长安，重新做起长安天子。

清殿藏本郭子仪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可好景不长。广德二年正月，仆固怀恩公开叛唐，并先后两次引诱吐蕃、回纥之众十余万向唐发起进攻，致使京师屡屡戒严。尽管仆固怀恩的反叛随着他本人在永泰元年暴死而结束，但吐蕃对唐的威胁却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事实上，唐朝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夺皇位的斗争，不过，这种斗争一般都局限在宫廷内部。而现在吐蕃居然也插手唐朝内政，占据长安，另立皇帝，这无疑是对代宗皇位直接而严重的威胁。相比之下，藩镇的跋扈割据虽然也侵犯了皇权，却尚未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包括河朔割据藩镇在内，每年都要派出防秋兵去防御吐蕃的进犯，保护朝廷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廷只能把安史之乱后仅剩的一点力量用于对吐蕃的防御上，对于藩镇的跋扈，只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也是代宗朝对藩镇“宽柔无怒”的根本原因所在。

“永戒之哉”足以表明杜牧的态度，他的批评是否有理，这里暂且不论，他的批评本身却在客观上说明，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这是以实行所谓的“河朔故事”为前提的。

清人绘杜牧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如上文所述，为了全力抵御吐蕃入侵，平乱后，唐代宗下令只诛杀史朝义一人，对投降的李宝臣、李怀仙、等叛军巨头表示既往不咎，甚至允许他们继续管理之前占据的地盘。“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其中，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

《旧唐书》等史料中多将代宗对藩镇的妥协政策视为“姑息之政”，并对他进行了谴责。然而，代宗本人其实并非是一个生于承平、长于深宫、不谙世事的统治者。马嵬坡事变后，他跟随肃宗北上灵武，参与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全过程，而且因为其太子身份而屡屡陷入上层权利斗争的漩涡当中，就是他本人的即位，也是宫廷政变的产物。这样的政治经历，让我们很难相信他即位后会成为一个幼稚的政治人物。事实上，他对于藩镇的妥协政策延续自肃宗。

为了尽快平叛，早在肃宗时期，就对安史部将发动了“糖衣炮弹”攻势，其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史思明，他曾以所辖十三郡及八万兵士归降朝廷，并被封为归义郡王、范阳长史、御史大夫、河北节度使，只不过，由于跟唐廷的矛盾无法调和，不久后史思明就降而复叛。

中华沦左衽，戾气先相应。

唐代藩镇强，河北风犹劲。

留后传子孙，称兵抗朝命。

吞噬在邻封，强宗屡易姓。

废立在牙军，太阿倒持柄。

其人居化外，渐与番戎近。

果然五季朝，契丹狡乘衅。

唾手十六州，割之于石晋。

从此大河北，寸土无乾净。

金源起继之，世与中华竞。

蒙古起继之，复将中华并。

割据四百年，大乱无时定。

乱机何时开，开自唐藩镇。

——（清）张洵佳《河北藩镇之祸》

不过，代宗对于藩镇的政策也并非一味姑息或一成不变，事实上，在条件允许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朝廷也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些限制甚至打击。如广德元年五月，代宗下诏“分河北诸州”，将原来隶属卢龙、成德、相卫、魏博四镇的土地分隶六镇所管。其中的原因无外乎是为了削弱各镇的力量，以便于朝廷控制。

而对于藩镇的自立为帅，代宗也并非凡上表即予以承认，但凡代宗承认的，都是“不能讨”“不获已（不得已）”的情况。而对于那些比较弱小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藩镇，则都予以严厉打击。

唐代河北诸州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代宗在位期间，曾有人建议罢天下节镇。如广德二年五月，郭子仪“以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并建议从自己担任节帅的河中节度使开始。

郭子仪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当时藩镇体制已形成，节度使（包括观察使等）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已经凌驾于州县之上，它们管辖着数州乃至十数州的人民土地，权力地位较先前的州刺史大为提高，不要说拥兵割据的骄藩大镇，就是效忠于朝廷的一般藩镇， 又有几个愿意失去已经得到的权力和地位？因此郭子仪的建议根本无法执行，代宗只得选择“不能用” 。

不过，从大历八年以后，代宗对藩镇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当年，岭南东道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责后，代宗一反过去的惯例，令路嗣恭为岭南东道节度使讨之。至大历十年十一月，路嗣恭克广州，斩哥舒晃。此后，大历十一年汴宋镇李灵耀叛乱，代宗虽一度姑息，但最终还是出兵讨平。大历十四年三月，朝廷又乘淮西内乱，将早先被李忠臣占据的汴州从淮西手中夺回。次年，又因田承嗣支持李灵曜，再次下诏征讨。这都表明了朝廷对藩镇态度的改变，对藩镇多少总有点震慑力。

唐代岭南东道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代宗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从制度上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些限制，主要包括限制藩镇兵力；罢诸州团练、守捉使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限制藩镇兵力。唐朝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编制，本来有严格的规定，但安史之乱中，出于平叛的需要，不仅唐廷明令一些地区自行募兵抗敌，而且各地也开始擅自募兵自守。安史之乱结束后，各藩镇或为了扩张势力，或为了避免被其他镇吃掉，也都不断扩充兵力，所谓“掌其兵百，则思兵千；寻掌其兵千，又思兵万；寻掌其兵万，又思兵数万……”从而形成了藩镇拥兵自重、骄横跋扈的局面。现在，朝廷试图通过“定诸州兵”、令各道申报军数、不得私自招募士兵等手段来限制和削减地方兵力。只不过这些措施是否能在各地真正执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综上所述，代宗初年，迫于形势，唐廷不得不对藩镇（包括安史旧部和新兴军阀）的跋扈割据行为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但随着边疆形势趋于缓和，唐朝国力逐渐恢复，朝廷的对藩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姑息、迁就为主改变为限制、打击为主。可惜不久代宗的得力助手杨绾去世，代宗本人也在两年后寿终正寝，而大历限藩政策的另一位制定者常衮则在德宗即位后被赶出了朝廷。不过，德宗初年继续了代宗大历后期以来的削藩政策，他起用杨炎为相，通过两税法从财力上对藩镇进行限制。建中二年又趁成德节度使替代之际，企图一举革去多年来藩镇世袭的弊端。德宗的削藩政策虽然最后失败，但从大历末至建中初年唐中央的削藩斗争，可以说是为宪宗的平定藩镇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明万历《三才图会》刻本中的唐德宗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从更深层次来说，安史之乱对唐朝最大的冲击就是打破了前期的政治局势，改变为中央威力下降、地方及周边势力上升。具体说来，首先表现在中央朝廷本身出现了问题。即地方部分势力发展，冲击朝廷；其次是唐末周边势力崛起，并另行自立。与西晋末年不同的是，外族势力试图再次南下，但受到牵制，未能纵深，而内部区域诸藩镇与中央并峙，导致内、外脱节。这种政治结构的失衡才是迫使代宗对前安史叛军执行妥协、赎买政策的根本原因，而重建一种新的政策平衡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事实上要到宪宗统治时期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