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叶永烈为她守秘密32年，2017年她死后，才公布于众……-皇冠最新app版本

32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2017年12月12日，在叶永烈授权下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公开了黄帅1985年6月28日写给叶永烈的信函。

　　信中，黄帅说，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后，与父母商量了下，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皇冠最新app版本的文章并希望您能以名作家的胸怀理解我们的难言之苦”。叶永烈在信末注明：我在北京访问了“文革”中家喻户晓的“”黄帅。并尊重黄帅的意愿，未将采访内容写进任何文章。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叶永烈说，黄帅只是他“文革”人物系列访谈中的一个。“她当时很低调，不愿意多说这些事。”叶永烈说，当时主要是想采访黄帅的父母，“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她还会愿意多谈谈。”

　　因为“小学生事件”，在“文革”结束后，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

　　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黄帅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黄帅只得烧掉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

　　所以叶永烈很能理解黄帅当时信中的心情，也就遵照他们的意愿没有写进文章。现在和其他采访录音磁带一样，这段当年的采访录音资料一并被叶永烈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研究。

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是1973年下半年出的名，那年她才12岁，是北京海淀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她当年的班主任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为提高同学们的作文水平，就要求班上的同学每天都要写一篇日记。1973年9月7日．班上有个男生因上课时做小动作，被老师叫到前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黄帅听了觉得很有些刺耳，于是就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对老师提出了批评。

　　没想到，老师看完她的这篇日记后，竟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这使黄帅心里非常难过，不仅白天不能集中精力上课，晚上睡觉也经常会做噩梦。

　　黄帅的父亲，当时是中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他怕事情继续下去会影响女儿的学习，就领着女儿来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并希望能给女儿换一个班，接待他们的一位同志听了这父女俩的诉说，也觉得那个老师做得太过分了，并一连说了几遍“‘师道尊严’害死人”一类的话，但换班的事，最后还是没有换成。

　　后来，黄帅偶然在《北京少年》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个小学生和老师产生了矛盾．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就给《北京少年》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记者到他们学校，找写信的同学和那位老师分别谈了话，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了解决。最后，他还和老师成为了朋友。

　　那时，黄帅家里订着一份《北京日报》，她想，若给报纸写信，问题许会解决得更快一些。于是，她便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左右的信，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是一个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了日记上……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她原来并不知道什么是“师道尊严”，这个词还是她和父亲去教育局反映情况时，第一次听来的。但也许正是“师道尊严”这四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那敏感的政治神经，编辑把信交给了上面，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就这样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黄帅的来信。“编者按”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北京日报》同时还刊发了黄帅的六篇日记摘抄。当时，黄帅还挺纳闷：我的这几篇日记只交给了老师，怎么也被公开发表出来了呢？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发了《北京日报》的文章。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全文播发了她的信和日记。就这样一夜之间，黄帅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文革”后，跌入人生谷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6岁的黄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地投入到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各项活动之中。可是，不久之后，她就感觉到人们看她的眼神有点不对了。她成了“四人帮的小爪牙”，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有人骂她是“小爬虫”，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连她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妹妹也受到了她的“株连”，经常遭到无辜的谩骂和殴打。

　　那时候黄帅的母亲还在河南的“”，仅仅因为她是黄帅的母亲，就被迫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黄帅的父亲也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

　　一天，她和妹妹在楼听到一个男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死了!”姐妹俩当时就吓哭了。后来，妈妈因病回到了北京，可是爸爸却又被关入了监狱，同时还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妈妈彻底病倒了。这样一来，初中还未毕业的黄帅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支撑。

　　面对自己和全家正在经受的苦难，黄帅一遍遍对自己说：“黄帅呀黄帅，你就是这个家的支撑了。你再倒下，这个家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

　　父亲不断托人给心爱的女儿捎话：“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坚持住，有什么事就往爸爸身上推……”

　　严酷的生活使黄帅变得更加坚强。有时，她被人欺侮了，实在感到太痛苦，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大哭一场。然后洗把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前，她会用一根铁丝将窗户缠死，因为她怕自己会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黄帅竟奇迹般地没有旷过一天课。半年以后，她升入了高中。

　　回忆过去，黄帅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能走过那段日子，除父亲的鼓励和自身的坚强外，还有来自不少好心人的关怀和帮助。那时，我们家的煤气没有了，只要听到我和妹妹搬动煤气罐的声音，我们楼的叔叔、阿姨们就会开门出来，抢着帮我们把煤气罐搬到楼下换好后再抬到楼上。还有我的几位同学每天都会陪我一起去上学，向我飞来的石头，常常会落在她们身上。特别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就在一张写有‘打倒黄帅’的大字报下，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三好学生’……”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成绩册上，她除英语在高二第二学期的成绩是“良”外，其余全是“优”。然而，此时社会上对她的偏见还依然存在。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而此时的黄帅却已倍感心力交瘁，状态糟到了极点，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已被定成敌我矛盾、在单位负责打扫厕所和大院的父亲见到女儿这种状态，不知道怎样安慰女儿才好，就在女儿的案头写下了八个大字：“沉着应战，一定胜利!”黄帅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新的生活开始了，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黄帅的心头。令她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出名时，学校也好，记者也好，政治家也好，都说“黄帅是我们培养和发现的”，在小学生黄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自已父母的位置。但当她落难以后，所有的人都跑了，没有一个出来承担责任的，责任全部被推到了她本人和她一生从事科研工作、无职无权的父母身上。这使黄帅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特别是父亲。

　　黄帅忘不了，她小时候，是父亲为她亲手制作了一张小床；在她羡慕别的同学穿上衣服时，又是父亲为她亲手缝制了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母亲在干校劳动时，还是父亲为她蒸出了开口笑的馒头……

　　1981年1月1目，黄帅大胆地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1981年3月，中纪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分别找到黄帅和她的父亲谈了一次话，并派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父亲终于被平反了，不仅恢复了党籍和公职，还补发了工资。

赴日10年，结婚、生子

　　父亲平反后，全家人的生活和心情都渐渐归于了平静。1984年9月，黄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也和那个时代的不少年轻人一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1986年，黄帅先是申报了美国和德国多所学校的研究生。不久，她就收德国一个大学研究生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改去了日本。

　　与其他吃过苦的同学相比，她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亦不曾受到学费的重压……

　　不过，她还是流下了不少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比如她住的地儿曾因洗衣机故障发过一次大水，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把门砸得震天响。十万火急之下．她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里，她躺在硬床板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压着她当时所有的衣服。她则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只要一动的话，身上的“被子”就会必“碎”无疑，那一夜她又流了不少的泪。

　　1993年春，黄帅开始写毕业论文。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她在洗澡间滑倒，摔伤了背部。医生给了她几片镇痛的膏药，回家后，她对着镜子，试贴了好几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她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她趴在床上痛哭起来，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

　　但第二天一早，她仍坚强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并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会场中竟没有人发现她有什么异样。

　　在拿到日本东京大学的硕士文凭后，黄帅又在日本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了两年。之后，结婚、生子，又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6年12月，她终于结束了在日本10年的“洋插队”，回到了祖国。不久，她便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成为北工大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黄帅就成了一个痴心的妈妈。儿子要钻工地上的水泥管，她就会从家里拿来墩布，将水泥管里的土擦干净让儿子去钻；夏天，她因担心空调会对儿子的身体有伤害，就会一宿一宿地为儿子扇扇子；喂儿子吃饭，每口她都要在小勺上精心地布局．米饭垫底，肉、蛋放在中间，再在上面放上蔬菜，力求做到勺勺营养均衡；儿子笑一下，她就会觉得已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在吐蕊；儿子哭一声，她就会紧张得不知所措；每天，她都会对儿子说上几十遍“你是妈妈的命根子”。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忙而忘了对儿子说“妈妈是多么爱你”一类的话，儿子竟莫名其妙地表现得非常不安。丈夫知道后就对她说：“这都是你平时对他太过溺爱的结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丈夫的话给了她很深的触动。她想自己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母爱形式的改变了，所以如果你现在问她在忙些什么的时候，她就会笑着对你说：“我正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好母亲。”

　　黄帅对父母的感情也极深厚，常有人这样问她：你为什么不改名?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她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能改。”原来，黄帅一生下来，曾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后在暖箱里呆了很久，才总算活了过来。父亲说，应该给这个女娃起一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的话，像她这么一个孱弱的小生命说不定就会天折了。于是她就有了一个硬邦邦的，像男孩子的名字——黄帅。幼时，她体弱多病，父母带她几乎走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为增强其体质，7岁时，父亲还教会了她游泳。

　　另外，除一般家庭都有的骨肉之情和哺育之情外，黄帅和父母之间还有着一层患难之情。

　　留学时，她曾和父亲谈起日本的各种商业诱惑，父亲曾嘱咐她道：“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这对黄帅世界观的形成，可谓影响深远。在谈到母亲时，黄帅说那是她的空气和海洋。她在日本留学、工作10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妈妈。自己就好比是一叶小舟，漂泊得越远越久，就越挂念着母亲。

　　回国后，黄帅不论多忙，每周都要带儿子回家看望父母一次。有时她会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如果老人家太累了，她就会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父亲70岁生日时，黄帅问父亲有什么心愿没有。父亲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买一辆三轮车，然后拉上你妈和外孙去兜风。于是黄帅就真的给爸爸买了一辆三轮车……

　　过去再不好，抹不去。生命再美好，留不住。2017年12月10日，曾经的小闯将，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享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