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杨振宁：“我是保守的革命者”-皇冠最新app版本

记者_陈祥 北京报道 摄影 _刘浚
 

杨振宁来了，89岁的他，无须旁人搀扶。他思维敏锐，虽然听力有所衰退。戴上助听器后，交流无大碍。一张娃娃脸，使他看上去年轻许多了。

服务员递上一杯咖啡，杨振宁利索地撕开糖包，加糖、搅拌，不见颤颤巍巍。时值午后两点，北京万圣醒客有点嘈杂，但随着讲话展开，四周人声逐渐稀疏。最终，全场只有杨振宁一人的声音，茶客们意识到这位老人正是杨振宁。

今年五月，由江才健撰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正式出版。这是得到杨振宁个人首肯的一本传记。

传记追述了杨振宁的一生，但当日贯穿始末的采访话题，却绕不开杨振宁对中国模式不遗余力的赞赏。从中国传统到现代化政治治理，杨振宁无不一一表示佩服，并且认为压倒了他曾生活过的另一个国度—美国。

这当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如此显山露水地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但正是这种情怀下的某些言论，让他近年来饱受批评。

对杨振宁提出诟病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者者搬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后才回国安享特殊待遇；另一边则批评他在各个公开场合的学术发言之外，不忘维护政权，替政府说话。

关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杨振宁在文集《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振宁认为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回美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大加赞扬，尤其是四次访问中国后所作的谈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影响深远。多年以后，杨振宁对当年的言论失察作出过反省：

“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

2004年，叶落归根的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演讲《归根的反思》时强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是他无缘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之后，风光无限的他，开始频繁公开发言，论调皆是强调在中外对比中，中国模式胜于西方。大谈中国学生的勤奋扎实，是杨振宁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在国际上享誉名声的数学家丘成桐，就指出，认为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

杨振宁只字未提外界对自己争议的看法，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的话语氛围里。采访一结束，茶客们旋即围上来，拿着本子要他签名。签完第一批后，杨振宁挥挥手拒绝了第二批上前者。

杨振宁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中国前沿科学前景乐观

南都周刊：国内外写你的传记有好些，为什么你独独认可这部？

杨振宁：比较实在，不浮华，少用形容词。这部书，跟中国过去出现的科学家的传记，形成一个极端的对比，江先生（江才健）在台湾做了很多年记者之后，写了一本《吴健雄传》，是按照西方写科学家传记的方法写的。他这样才认识我。后来他决定写这本传记，他的办法是遵循务实的原则，材料尽量要从实际出发，访问了很多人，我没统计，至少有上百人。花了相当长时间写出来，务求每句话都有根据，把我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来。

我认为这传记，比起绝大多数传记，不要说中国的，包括西方写得很好的传记，我觉得是毫不逊色的，置于国际标准下，也是非常好的。我说他是开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的新纪元。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传记有什么期待？

杨振宁：讲得不好听的话，中国方面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传记文学。根据我的了解，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可以渲染，渲染的程度，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结果不一样，但都有渲染。这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好，要如实道来。

南都周刊：就私人生活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杨振宁：我确实很幸运，从我的身体讲起来，到今天89岁了，还可以有很多种活动，多半89岁的人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学术活动，我还可以参与。比如过去两天在南开大学，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前沿研讨会，我参加了，见了好多年轻的朋友。好些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作了演讲，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知道了年轻的一代热衷于作什么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说人到了年纪大时，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我远远超过这些。

我在1983年出了一本英文的选集，主要选了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写一篇后记。至今快有30年了，30年里我陆续出了学术论文、科学史论文，还有一些别的文章。现在正在计划出“杨振宁论文选集与后记”续，正在做，希望在两年之内可以出版，也是英文的，这是我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现在年纪大了，效率比较低，已经做了一年半，猜想至少还需要一年半。

南都周刊：刚才你说到与南开大学的年轻学子交流，觉得这一代人和你们当年西南联大一代人有什么差别和共通之处？

杨振宁：学术前沿改变很快。今天在全世界、在中国，物理学前沿的研究，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总体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很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每年几百亿地把钱撒到这上面，没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

我认为这是对科技前沿发展的性质不够了解，科技前沿发展当然需要有钱撒上面，但绝对不是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传统，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剑桥的物理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是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今天的中国，我听到四五十岁杰出物理学家作的报告，觉得中国今天达到的水准比起20年前，进步很多，不用说比起我做研究生时，进步更多。很显然的是，现在能够念研究院的人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理学、数学前沿非常非常落后，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了。这两天我听到几个新的领域，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从长远立场讲，我采取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